杨坚把节俭的作风也推广到了文风尚，他不喜好文章用词华丽，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要写得符合实际情况。要推广一种风尚改革，除了坚定的决心，还需要时间的。当时，两晋南北朝崇尚宫体诗，写文章就爱写骈文，就习惯用词华美，这是一种习俗，由来已久。

司马幼之也不过是一个积重难返的文人罢了，他不服不忿，开始据理力争：“陛下，自古以来，作文都是崇尚雕琢，治国也一样，要精心治理，怎能如此粗糙呢？孔圣人也曾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和小人是有区别的。在座都是王公大臣，难不成我们要像乡野村夫那样，写大白话么？”

杨坚被反问住了，对呀，我就是关陇集团贵族的代表，我总不能自己打自己脸，公然和贵族集团对抗吧？司马幼之的话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是诡辩，谁说朴实的文风就是平民的象征，贵族的文风就一定要晦涩难懂？文章只是信息的载体，并不是目的本身。

“司马刺史食古不化，迂腐可笑，简直是一派胡言！陛下应该立马把此人下狱问罪！”

杨坚焦头烂额之际，朝堂上有人抓住了司马幼之的漏洞：治书侍御史李谔。李谔，来自赵郡李氏，早年在北齐为官，一向崇尚节俭，可以说是杨坚勤俭政治背后的理论大师，杨坚还是北周丞相的时候，李谔就写过《重谷论》献给他，告诫他为政要厉行节约，尤其是不能浪费粮食。后来，隋朝建立后，公卿死亡之后，子孙就将其爱妾侍婢嫁出卖掉，形成了一种风俗。李谔又上书表示，希望改变这种风俗，不让未亡人改嫁。

李谔的这一观点，杨坚还没表示什么，那个提倡一夫一妻制的独孤伽罗就两眼放光了，大加赞赏李谔的想法，并鼓动杨坚推动实施。于是，妻管严杨坚下令，从今后五品官员的死后，妻妾不许改嫁，要为丈夫守节。在现在看来，这种守节行为是反人性的，但在当时，那可是很符合儒家的治国理念。

李谔骂完了司马幼之，然后递上自己写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陛下，臣这里有奏书，详细考量了自古以来的文风，发现，我们的文风也需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

杨坚让宦官接过来奏书，细细品味起来：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钟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