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侍卫林立。

但它的核心，乾清宫，却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甚至带上了一丝暮气。

泰昌帝朱常洛的生活，被严格地规范起来。

他每日的日程由直属于内阁的“皇室事务局”安排：上午跟随指定的翰林学士学习经史、算学乃至一些浅显的格物知识；下午则练习骑射，或阅览一些经过筛选的、无关紧要的奏章副本；晚上则必须在规定时间就寝。

他不再需要为繁杂的国事操心，因为那些奏章根本到不了他的案头。

内阁处理的文件，只需定期将摘要抄送一份至“御前”，谓之“使陛下知晓”。

他用印的过程，也变成了纯粹的仪式……

皇室事务局的官员将需要盖章的文件准备好，他只需在指定位置盖上玉玺即可，甚至不能多问一句缘由。

一次，他鼓起勇气，指着一份关于在辽东增设府县的文件，问负责用印的官员：“此地原为女真各部游猎之所，设县管理，是否会激起边衅？”

那官员先是一愣，随即恭敬而疏离地回答：“回陛下，此乃内阁及枢密院经过详细论证之决策，旨在巩固边疆，开发资源。具体军务、政务，自有相关部门负责，陛下不必劳心。”

泰昌帝默然，那一刻，他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与这个帝国真实权力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就像这紫禁城里的珍贵陈列品，被精心供养，严密看守，唯一的职责就是“存在”，并在必要的庆典上，穿上龙袍，接受万民的朝拜，证明这个国家依然姓“朱”。

而真正的权力中心，早已转移到了首辅府邸以及与之相连的新建“内阁大厦”和“枢密院大楼”里。

那里，灯火通明，电报声此起彼伏，穿着新式制服或西式服装的官员们行色匆匆，处理着从全球各个殖民地、海军基地、工业区发来的海量信息。

苏宁深知，仅靠政治结构的改造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能够自我维持和强化的体系。

大力推行“新学”，在全国各地兴建“官立学堂”，课程除了传统经义，更注重算学、格物、地理、历史（尤其是世界史和近代史）以及“公民常识”。

教材由内阁下属的“学部”统一编纂，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宪政精神”以及首辅苏宁的“匡扶社稷之功”。

潜移默化中，一代对新朝廷和苏宁个人充满忠诚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在成长。

庞大的国有资本体系建立起来。

“大明皇家航运总公司”、“大明钢铁联合体”、“南洋资源开发公司”等巨无霸企业，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它们的利润，一部分充盈国库，支撑新政和扩张，另一部分则通过复杂的股权设计，流入以苏宁为首的利益集团手中。

工商阶层与新政体深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京报》、《大明公报》等官方背景的报纸开始发行，传递朝廷政令，宣扬国家成就，引导社会舆论。

任何对改制和苏宁地位的公开质疑，都会在这些媒体上消失，并被斥为“顽固守旧”或“居心叵测”。

……

泰昌十年的元旦大朝会，场面空前盛大。

来自本土行省、南洋宣慰司、东瀛布政使司、乃至新大陆“新宁府”、“安远城”的代表，齐聚紫禁城，向端坐于上的泰昌帝和立于御座之旁的苏宁行三跪九叩大礼。

龙椅上的泰昌帝，面容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符合礼仪的微笑，熟练地说着由皇室事务局准备好的祝词，褒奖臣工，勉励来者。

他的动作标准，语气适中，完美地扮演着“国家象征”的角色。

而苏宁，则接受着百官和使节